日前，国际能源署（IEA）表示，受疫情以及俄乌冲突等地缘政治危机等因素的叠加影响，全球正在经历“首次真正意义上的全球能源危机”。

北京大学能源研究院副院长杨雷表示，全球能源危机反映在包括石油天然气和电力等多个领域，能源可获得性风险增加、可负担性减弱、可持续性受到威胁、能源系统韧性降低。具体表现为全球经济高通胀、低增长，石油、天然气等价格高位震荡，能源供应中断的问题时有发生，居民和企业用能成本负担加重。为满足能源应急问题，一些国家重启化石能源项目，给能源转型带来不确定性。处理好能源安全和能源转型的关系至关重要，应深化能源革命，通过加快能源转型来实现和保障能源安全。

“能源安全问题需要从供给侧和需求侧两方面来分析，其中供给侧的重点在于如何平衡油气和新能源，需求侧的重点则在于电网的安全可靠运行” 金之钧院长表示。他认为，能源供应短缺背后的关键原是油气行业上游投资不足，以及由此带来的产能和供应不足。全球油气上游行业投资额从高峰时期的7800亿美元锐减到2020年的不到4000亿美元，由此带来的产量下滑，使得全球油气产量无法满足疫情后经济复苏带来需求增长。尽管今年全球新能源投资预计将首次超过化石能源投资，达到创纪录的5380亿美元，但考虑到项目建设周期，新能源投资转化为新能源产能并填补供应缺口尚需时日。

从地缘政治对能源安全的影响来看，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查道炯解释道，地缘政治是对经济活动中的相互依存关系的观察，从供应侧看，俄乌冲突带来的能源安全危机源于欧洲对俄罗斯油气资源的高度依赖，以及欧洲目前油气资源储备有限且缺少替代资源，在这一背景下，欧洲需要通过进口多元化来降低地缘政治带来的能源安全风险。从需求侧看，能源转型是解决能源安全问题的主要措施，也是所有国家选择的解决路径，能源转型的核心一方面在于降低对化石能源的依赖，另一方面在于提高包括可再生能能源在内的自我供应能力。对此，我国需在能源安全上应保持战略定力，以自变来求得主动，查道炯强调。

“当前国际形势的不确定性、复杂性和严峻性都是空前的。”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副院长张海滨表示，在全球治理格局发生剧烈变化的当下，能源已成为国际竞争的重要战场。

提升能源系统韧性是解决能源安全问题的重要措施之一，也是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提出的“深入推进能源革命，加快规划建设新型能源体系”的题中之义。

孙庆伟表示，构建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现代能源体系，是调整能源结构、保障能源安全、加强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任务，也是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的必然要求。

“从国家层面来讲，保障能源安全、提升能源系统韧性要坚持先立后破的原则，这个原则在相当一段时间内都要坚持，且不可偏颇。”金之钧认为，在技术角度方面，我国要大力发展储能技术，解决风能、太阳能等新能源的波动性问题，同时也要努力发展天然气储存技术，建立石油、天然气的储备库。在商业模式方面，我国应该逐步发展分布式生产与消费一体化的商业模式，以最大限度提升能源系统的抗打击能力和遭遇极端事件后的快速恢复能力。

在发展天然气储存技术，建立油气应急和储备系统的同时，我国也应吸取欧洲经验教训，推动油气进口来源多元化，并持续深化油气行业节能改造，中国石油经济技术研究院副院长吴谋远表示。国家气候战略中心首任主任李俊峰补充，在储能系统尚未成熟前，火电，特别是煤电在保证我国能源安全、推进能源转型和构建新型能源系统过程中仍发挥着重要作用。为发挥好包括煤炭在内的能源兜底作用，兼顾能源安全和能源转型，我国需要在机制上做好安排。

“新型电力系统是实现‘双碳’目标的枢纽平台。”中国工程院院士、国际电工委员会主席、中国电机工程学会理事长舒印彪表示，但该系统具有高比例新能源、高比例电力电子装备的‘双高’特性，因此对电力系统安全提出了新的挑战。舒印彪提到，保障新型电力系统的安全可靠需要更多理论和技术创新。除了深入研究基础理论，更要增加分析控制能力，并提升电力系统自身的平衡调节能力。此外，建设全国统一的电力市场，发挥我国电力系统的体制优势也至关重要。

对于新型电力系统的发展目标，北京大学能源研究院气候变化与能源转型项目副主任康俊杰表示，“打造以新能源为主体的新型电力系统不仅仅是解决电力系统问题，更重要的目的是解决能源系统碳比例过高的问题，进而实现实现碳中和的最终目标。”未来，电力将在更多的领域实现对煤炭、石油、天然气等化石能源的大规模替代，电能在终端用能的比重将达到70%以上。在电力系统内部，可再生电力将大规模替代煤电，最终非化石能源发电量占总发电量的比重将达到95%以上。

杨雷表示，构建新型能源体系是把 “不可能三角”变为可能的过程，需要兼顾安全、经济、清洁，在构建和落实过程仍需各界共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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