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经界》：您经常提到“能源革命首先需要思想革命”对此，怎样理解？

杨雷：能源转型和能源安全从本质上讲是一致的。中国最丰富的不是煤炭资源，而是可再生能源，如何把这些本地的可再生能源用足用好，可以从根本上解决能源安全的问题，这也是欧洲很多国家在做的事情。我国进口70%以上的石油和40%的天然气，如果可再生能源的快速增长可以减少能源进口，就会降低能源安全的风险。同时环境安全、气候安全、经济安全都非常重要，不计代价地确保能源安全也难以为继。能源安全的约束不仅是资源，也越来越突出地体现在环境约束上，成功治理雾霾是新鲜的经验。能源转型有助于在实现能源安全的同时，增进环境和经济安全，是多赢的选择。

能源安全也将突出体现在电力安全上，高比例的波动性可再生能源对电力安全也会带来挑战，在极端气候下甚至引起电荒。这就要求能源系统和电力系统要有更高的韧性，不仅是传统火电灵活性、储能、氢能等物理手段的增加，也需要智能化、市场化等软实力的提高，从而构建更加适合高比例可再生能源的体系。

需要强调的是，能源转型过程中，必须坚持以人为本的理念，这样才能够平稳转型，赢得广泛支持。

杨雷：围绕实现巴黎协定温度升高不超过1.5℃的目标，全球大部分国家都提出了实现碳中和的目标。尽管由于全球地缘政治冲突引发了全球性的能源危机，贸易投资的逆全球化也带来了诸多不利因素，但总体来看，全球能源转型加速的趋势不可逆转。不单是因为气候变化带来的极端威胁日益显现，更重要的是新能源的成本优势迈过了拐点，已经具备替代传统能源的条件。

中国是全球最大的能源生产国和消费国，尤其在新能源行业，产业链完整，在新能源产品成本快速降低方面一直发挥了引领作用，对推动全球能源转型发挥了不可替代的贡献。我国传统上以煤为主的化石能源占80%以上，同时仍处在工业化阶段，能源消费快速增长，适应波动性高比例可再生能源的机制尚不完善，这就给能源转型和能源安全带来了巨大挑战。挑战也意味着机遇，从发展趋势看，新能源的发展不仅可以实现能源的清洁化低碳化转型，也必然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新动力，在全球产业竞争中形成新的优势。

化挑战为机遇，不仅要紧紧依靠技术创新，更要深化体制机制改革，为新技术的发展扫清道路，通过商业模式和系统性的变革，建设新型能源体系。

杨雷：对新型能源体系、新型电力系统的认识也是一个不断深化的过程。前不久，国家能源局有关负责人在描述新型能源体系时总结了五个新：能源结构，系统形态，产业体系，弹性韧性的供应链和治理体系，这些都是很好的概括。我想分享的是其中的内在逻辑，在“双碳”背景下，能源行业正在从资源依赖型转变为技术依赖型，传统的占有资源优先正在转变为技术优先，技术创新推动了生产力发展。一方面，需要新的商业模式来将技术规模化应用起来；另一方面，需要新的系统、体系和体制，这是新型能源体系建设的内在逻辑。其外在表现是可再生能源占比越来越高，但内在质的变化是越来越灵活、分布式、智能化和市场化。

我国在新型能源体系发展方面具有突出的优势，首先，在规模上，我国的风电、光伏、可再生能源装机规模均连年全球第一，电动汽车保有量也多年全球第一；其次，我们有完整的产业链，新能源装备制造方面具有突出的优势；另外，党的二十大提出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宏伟目标，激发了我们强烈的发展动力和愿望，新能源将会成为新的发展引擎。

同时，我们的不足集中在软实力方面，突出表现在体制机制上，市场还不够完善，市场价格不能起主导作用，限制了商业模式的创新；一些关键技术尤其是智能技术等原创能力不足，这些都是要亟待解决的短板问题。

杨雷：可以说，没有数字化和智能化，就不可能建立新型能源体系。新型能源体系的供应和需求侧数量都在数量级的增长，运用传统的调度和运行方式已经不能有效管理。在智能生产、出力及负荷预测、供需匹配等方面，数字化将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结合区块链、边缘计算等技术，也将推动能源商业模式创新的快速发展。当前，可以说能源行业的智能化还处于早期阶段，也可以说自动化生产水平有了显著提高，但从推动商业模式创新乃至实现新的增长方面，还处于探索阶段。

有效利用好数字化，仍然需要不断完善市场，因为只有这样，数字化的经济价值才能更好体现出来，才能推动规模化的商业模式创新。什么时候制氢、储能，不是调度说了算，而是价格说了算，企业才能够把数字化真正用到刀刃上，归根到底是市场优化资源配置的功能要通过数字化体现出来。